关于卡拉OK的这个词源，问答游戏节目《百万富翁》曾经问过，是一条常识题，答案是：在日语里，Kara解作空，oke是乐队的缩写语，合起来即“无人伴奏的乐队”。在上世纪70年代两大带来音乐革命的科技发明，都是来自有“机械王国”之称的日本，一是70年代初的卡拉OK伴唱机，另一是1979年索尼推出的随身听。如果后者是精心发明的话，前者则如不少科技发明有点事出偶然，据说当年一名叫井上大辅的鼓手被邀到温泉区演奏，不巧有事，便录制了一盒伴奏音乐带，刺激起他发明卡拉OK伴唱机的意念。近30年来，这种玩意儿早迈出日本，不仅在亚洲风行，还传到北美以至欧洲，大大影响音乐文化，成为20世纪最轰动世界的排第二位的“日本制造”产品(第一位是方便面)。
有关卡拉OK的文化研究，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出现，但真正成为学术认真的研究题目，大概始自90年代，1991年“karaoke”这字正式登入牛津大字典，1993年第一本卡拉OK英文著述《Karaoke: The Bible》于美国奥克兰出版。时至今日，累积的研究甚丰，关注面极广，如从科技、空间、音乐行为、身份建构、消费文化等多角度切入。其中，我以为从空间切入是最具涵盖性和发挥性的，如果不算滥用福柯的话：“整个历史还有待以空间来书写，这将会同时是一部权力的历史”。我以为，音乐亦可作如是观。
音乐的场地(site)从来是重要的。周蕾阐释过迷你音乐的力量，随身听的出现，将音乐从固定场景(歌剧院、音乐厅等)变成可移植性，“场景”缩减成耳孔般大的流动体积，听者沉醉于耳筒的迷你世界，与周遭保持距离。如果随身听的革命力量在于听，那卡拉OK就包括听与唱两者，由听至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摄取，听是接收的(receptive)，唱是参与的(participative)，自卡拉OK出现后，流行音乐研究的关注亦从歌曲(songs)转向演唱(singing)，而其中，空间是攸关重要的。
很早开始，唱卡拉OK的空间就有一个名堂，叫“karaoke box”。今天，香港的卡拉OK店(本文不包括酒楼卡拉OK和以色情为幌子的色情卡拉OK)，英文正好以此为名(如Neway karaoke box)。最早的卡拉OK盒子，据说于1985年在日本冈山出现，由大货车的空置货柜改装而成，大概是一个安装了卡拉OK系统、可容纳5至10人的间隔，座落于市区外围，顾客要专程驶车前往。这个循环再用观念，肇因于当时日本国营铁路私有化而导致大量货柜遭弃置。想不到这种“私有化”导致了另一种“私有化”──音乐的私有化，而随年月发展，货柜式卡拉OK盒子走进城市的商业大楼，大小不一的盒子相互毗连却又各自独立，整间卡拉OK店分割成为数量相当的八音盒，各自像上了发条分奏(不是合奏)着不同曲子，却彼此隔绝于优质的隔音屏障之内。
但这种“私有化”跟随身听的“私有化”不同，后者是个人的(personal)，前者是将音乐占为己用(privatization)，将K歌当“饮歌”(粤俚：最喜欢的歌)，将饮歌当诉说自身的私人主题曲。然而，卡拉OK始终是个人与集体性共存(很难想像一个人独唱卡拉OK的画面)。它有着多重辩证性，如个人与集体、密封性与互联性、舞台与非舞台、录像音乐与现场表演的交合。去年SARS期间，卡拉OK是最受影响行业之一，卡拉OK房间的密封性无疑加强了病毒惊魂(彷佛隔音屏隔着的不仅是音波还有是病毒)。但它却是互相联系的，互联性显见于麦克风的交递之中(SARS后卡拉OK麦克风给套上保护层就更时时刻刻提醒这点)，另外则是房间与房间的互联性，只有一个盒子的卡拉OK店是不可想像的，盒子与盒子的独立并存是卡拉OK场所的氛围，所以家用卡拉OK市场在短暂流行过后一直未成气候：a home is not a box。
另外，关于舞台与非舞台，很多人都说过，卡拉OK能满足人的表演欲，让每个人都可以做“三分钟英雄”，但这种“表演”没有传统音乐厅的舞台，其表演成份因其听众人数之寡(最多也不过十数人吧)与性质(多是友侪，少有陌生人)被降低；唱者与听者坐在同一水平高度的沙发上，拿着麦克风的人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自我陶醉者，一曲既罢，没有一般表演场合惯常的拍掌行为(旧时的卡拉OK酒廊或者会有)，唱歌者基本上是感动自己多于与别人交流(情侣合唱歌除外)，自身投入于MV的歌星形象中，其它人的存在成了感动自己的硬件配套。这个空间合法化了各人的自我沉溺，一群人在进行着社交行为但又无需交谈，我有朋友可以与泛泛之交唱K但不可以BBQ(在这个场合中，dead air是令人难受的)。也有人以唱K来度过失恋日子。
如果随身听以耳筒夺取权力，那卡拉OK则是夺之以麦克风。再不是专业歌手才有本事“开唛”，在卡拉OK空间中，唱得好与不好都有同等“执唛”的权力。在过去30年，麦克风也是因卡拉OK，由早年的专用工具(演讲、演唱、教学等)变成今天的平民化工具(早期拿麦克风手震或不懂对麦克风说话的情况已大大减少)。唱歌也是一种发声，这种“还唛于民”的音乐民主化，同时也是非专业化(de-professionalizing)，随卡拉OK普及便衍生了大量的所谓“业余歌手”──即使声甜也未必拍子准，因为根本不要求打拍子(跟字幕唱便可)。不少音乐创作人视卡拉OK为低俗的音乐文化便并不为奇，坊间对歌技平平的歌星，也时以“唱K都好过他”来嘲讽之。不过，另方面，卡拉OK又成了卧虎藏龙之地，台湾唱作人恭硕良便说过：“如果没有卡拉OK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原来除了玩音乐之外，我也很喜欢唱歌。”卡拉OK也衍生了所谓“隐藏歌手”(hidden singers)。近来卡拉OK搞的“多声道”玩意，让歌者在屏幕上过把瘾地与歌星合唱，进一步把歌星从台上拉下来，高不可攀的“明星”已在上世纪。
权力工具不只是麦克风，还有摇控器。在这些场合中，总有一些人的麦克风／摇控器(两者相辅相成)占有率特别高，这牵涉到卡拉OK空间音乐性以外的文化性。这种文化性，有人从心理学研究之，甚至扯到身份的建立，比较没那么高调的则是性格与行为的讨论，如对于怕尴尬的克服、信心的建立。作为一种文化行为，卡拉OK是有其不明文规则的，跟麻将桌上看人品一样，日本真有专书讨论如何唱卡拉OK唱得更“好”，这个“好”不是指唱功，而是关于麦克风的传递(如不要过度“争执”)、聆听其它人的歌声、避免唱得太感情丰富或太造作等社交行为仪式。以此来看，香港坊间有卡拉OK训练班，也不足为奇。